宋代大儒张载的人格与思想之美

一位哲人说过，如果世间没有美，便没有了生命；如果人类不能发现美、感知美，那生命的意义便失去了大半；如果人类不能写出世间的美，那么生命就会失去生趣。何为美?人们有各种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美是人对精神上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也是一种让人心动的感觉，一种触动心灵的感悟，尤其是精神上的愉悦。研究宋代大儒张载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事与其思想，对他人品学问进一步了解的同时，更感觉在张载身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之美，其思想的顶天立地、天人合一、开新创造之美。［1］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代圣贤张载不仅提出美好的理想、愿望，勾画出一幅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而且躬身践行，朝着理想的目标不懈努力，体现出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不仅给人以力量，给人美的欣赏享受，也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大我担当之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被国学大师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的话语，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古今圣贤都不可能做到，普通人更是无法企及的事情，只可看做是对知识分子的美好期望和精神鼓励的寄语。但当时北宋大儒张载不仅提了出来，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那么张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其目的又是为何？这是因为，到了北宋时期，面对中唐、五代以来武人当政引发的政局动荡，国家混乱的局面，北宋立国之初，就确立了文人治国的方针，一方面，虚外强内，削弱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提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这让文臣们扬眉吐气；同时随着门阀士族的消亡，大量庶族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权力中枢，希望通过参政理政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理想。北宋名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看作是北宋士人的集体宣言。［2］而大儒张载四为句的提出，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昂扬振奋，精神饱满的强大感召力，蕴含着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对苍生大众，对传承学问，对未来世界的一种大格局，一种大情怀。张载不仅提出四为句，同时也以他坚定笃实的行动，不断践行并超越着。1020年张载出生在长安，从小天资聪颖，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人们评价他是“志气不群”，“虔奉父命，守不可夺”。他十五岁丧父，成为家中顶梁柱，但他“少孤自立，无所不学”。在照顾好家人同时，勤苦读书，希望博取功名，为国效力。在北宋康定元年，刚刚崛起的西夏国屡屡发兵侵扰大宋王朝，西北边境狼烟四起，难以安宁，仁宗皇帝急调范仲淹、韩琦等名臣战将赴西北边境，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辅佐安抚使夏竦加强西北边塞守备。，朝廷每年要用“赐”给西夏大量银两、丝绢、茶叶等物的方式，换得边境的短暂安宁。21岁的青年士子张载的心中甚是难以平静，他奋笔疾书，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范仲淹提出了九条建议和见解，陈述自己经略边疆的远大抱负和主张，并准备联合永寿的朋友焦寅，组织一支民兵，与西夏抗衡，夺回洮西一带的失地，在边疆建功立业。范仲淹为张载这个年轻学子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邀他到延州抗敌前线一叙。1042年春季的一天，经过十多天艰难的长途跋涉，张载终于在延州军府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范仲淹。在对张载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范仲淹告诉这个年轻人：“武，固然可驰骋沙场、杀敌立功；而文，则可以传承大道、经纶天下，保万民享永世福祉。”“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向他说明现在国家有难，但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还有整个国家的精神问题，如果精神不立，价值秩序混乱，再多的人也无法抗敌。范仲淹赠给张载一本《中庸》，希望他从此切入，研习儒学、重振儒学，作为国家立精神的事。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教诲，回到眉县横渠老家潜心钻研圣人之学问，勤奋苦读，后来就有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为天地立心”实质上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赋予民众生命的意义。在危难时分为百姓代言，为人民说话。“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恢复自两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圣人之学，并且继承创新。“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万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张载直面唐末以来社会动乱中形成的“纲常废弛”的局面和佛老“空”“无”理论冲击下士大夫空言性命之学的现实，以及在一味追求科考功名的功利思想的影响下，深感儒家之学绝道丧的问题，“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意识。［3］四为句的提出，展现出舍“小我”而为“大我”的情怀，表现出一代大儒强烈的大我精神和勇于担当之美。［4］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高大伟岸的大丈夫形象矗立在人们面前。

“勇于造道”，与时偕行的创造开新之美。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张载的一生，那就是思学并进，德智日新。［5］他曾写过一首《芭蕉》诗，应该是他的志向和追求的展现。“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芭蕉中间的心是卷着的，长成了、张开了后叶子就是平的。一片枝叶展开，说明道理明白了，“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就是刚想明白一个道理，刚展出一片枝叶，里面又卷起了一个新的心，卷起的这个部分看不见，道理就不明了。刚想明白一个道理，新的疑惑又出来了。“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想要学习芭蕉的新心，去培养我的新德，明白新的道理，随即又跟着新的枝叶，明了新的道理。我们常说诗言志，这首诗实际上表明了张载在继承前人思想学问过程中矢志不渝，开新进取的志向。在研读《中庸》的同时，他“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返）而求之六经。”就是说，读遍了佛老的书，感觉没什么收获之后，又回到了儒家的经典，他反击了道教的不死，批驳了佛教的虚空，又领悟了儒释道互补的大道，写下《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著作，建立了一套以“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为核心，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完整的关学思想体系［6］，构建出“宇宙本源是气”的宇宙观和气化生成理论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创造性提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合一的人性论思想，完成了对孟子、荀子以来儒家人性理论富于哲学深度的重建。同时张载提出“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思想，主张努力探赜索隐，穷尽“天神”的奥秘，知晓天地万化的常理进而自觉地去达到与天合一的目的或境地。张载对宋明理学的贡献，扩大了儒学的认知视野、思想容量与实践力量，实现了宋明理学对佛老之学的超越。正如程颢程颐对张载评价的说他“勇于造道”，赞扬他勇于求索，达到了对大道的体察，开创了儒学新时代。张载深厚的学养，宽阔的胸襟，高尚的人品，引得西北士子纷纷投奔其门下，尤其是被称为“蓝田四吕”的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大忠以及游师雄等人的投奔，使关学名声大振，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延至元明清诸代。他博学通达，才学见识超拔，而且人格高尚，有圣贤气象。正如二程所说，自孟子以后，读书人都没有张载那样的见识。王夫之评价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7］这实际上是对张载所创之圣学继承孔孟学统，同时纠正后世的学弊，在儒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高度评价。［8］张载所建构的宏阔、精深的思想学说，为学中展现出“勇于造道”，与时俱进，创造开新之美让人敬仰。

“皋比勇撤”，虚心待人的学道谦逊之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他对《易经》的理解受到当时的宰相文彦博的赞赏，文承博还让他在开封相国寺坐着虎皮讲《易经》。在宋代，虎皮椅不是一般椅子，那得是大儒才能坐，能以一人之力与天下儒生“辩论”，解答天下学人诘难的。一天晚上，张载遇到了他的两个表侄儿程颢和程颐。听说两个表侄对《易经》也有研究，于是把他们请到到自己住的地方讨论。张载比二程兄弟年长十多岁，又是他们的表叔，不过他还是保持虚心。他听完二程对《易经》的见解后自叹弗如，于是在第二天便撤去虎皮，不再讲《易经》，还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面对学问比自己高深的二程兄弟，张载“皋比勇撤”，虚心待人，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胸怀若谷，虚心待人的学道谦逊之美。

“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仁爱万物之美。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仁”被看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孔子提出“仁者，人也。”“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就是以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对别人的痛苦和欢乐产生共鸣。儒家的理想，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言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爱自然万物，所以仁者把自己和天地万物看成一体，并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将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到了北宋时期，鉴于当时社会在民生、道德、秩序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是贫困使百姓生活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张载继承了孔子以“爱人”实现生活中的和谐交往的“泛爱众”思想，和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多层次的“仁爱”观念，在他的《西铭》中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他看来，天下本来就是一家，天地就是我们的祖宗父母，在天地这个“大父母”的怀抱里，众人与生灵万物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孤独的外在者，而是我的同胞兄弟。对于宇宙这个大家庭来说都是不可缺少。因此，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既然是同胞、朋友，我们就要以儒家的仁义精神去兼爱天下同胞、万物，每个人都应有自己份内的利益，不应损害他人的利益，把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秩序作为其应尽的职责。对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就应该去爱它，而不是残害它。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他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反映出张载从天地人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克服世人之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希望并追求建立一个平等而仁爱的大同社会，体现出实现天地人和谐的仁爱万物的博爱之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自强不息的人格之美。张载的祖父张复曾是集贤院学士，父亲张迪任知州十多年。但在他十五岁时，父亲在涪州知州任上突然亡故，张载作为家中长子，携母、弟扶父亲灵柩回祖籍大梁归葬。当一家人行至陕西眉县横渠镇，听逃难的人说前方突发兵变，自己的路费也用尽，于是葬父于横渠，全家也便落户此。张载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时代。北面辽国、西面西夏常常入侵宋朝边界，攻城略地。李元昊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后，竟公然带兵攻夺了洮西。他的父亲亡故家庭失去顶梁柱，面对国家的危机和家庭不幸，张载没有向命运屈服，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自己勤学苦读，立志成才，终于在宋仁宗嘉祐二年，三十八岁时与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同登进士。张载一生坎坷，仕途又多起伏，虽然没有实现“致君尧舜禹”的大志。然而，他从来没有输给现实的桎梏。一生执着于哲学思想的精研、探索，著书立说，开创了与濂、闽、洛等学派并肩而立的关学学派。他提出的“横渠四句”，言简而意宏，开显出宋代儒学的浩然气象，凝聚着仁人志士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被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奉为最高理想和精神坐标。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奋斗成就人生之自强不息的君子之美。

潜心学问、躬身践行的勤学笃行之美。张载对待学问的态度和功夫有别于常人，非常重视书写的作用，尤其关于哲学方面的问题，常常是先定上千个思考的题目，在下面添上心得，然后不断地修改。在他看来“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经过累年修改，反复锤炼推敲，然后才形成定稿。他认为“学则须疑”，只有到达“实疑”状态，学者才称得上“有学”和“学进”。［9］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在他通过寒窗苦读，博取功名后，不论是在河北安国、甘肃平凉等地担任司法参军、佐郎、军事判官等职，还是担任宜川县令，他都注重用所学的圣人之学为国解忧，为民造福。在担任宜川县令期间，他敦本厚俗，教化民众，设崇圣书院，传经授业，尚德载道，立翠微讲坛，改革农作，臻事稼穑。特别是在云岩创办了崇圣书院和县学，奉行“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招收学生入学，让普通农户子弟都有机会上学。书院教学内容以传授“六经”为主，不仅邀请诸多先生讲课，他自己也亲身授课，教育当地群众，广布“关学”思想，开了宜川县教育教化之先河，成为后世官员兴教重教的榜样。为了当地农业发展，他积极改变当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担任云岩县令时，发现当地的农业生产十分滞后：“田家全恃天时，鲜施人力；翻耕布种，便属勤农，过此即坐等雨泽，不事壅耘。每有下种后趁食他乡，至收获始回者。”“不习培粪薅荼之法。”看到这种情况，张载发布政令，教导民众播种之后积极实施田间管理：培土、耘锄、施肥、除草，天旱时，有条件的地方还要灌溉。他经常来到田间地头，给农民进行指导示范，还从关中引进耱等新农具，对当地的落后农具进行改造，这让当地农业生产获得巨大进步。在讲经办学的同时，他还注意把他“规范伦理”中的“礼论”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他主张“知礼成性”“以礼成德”，坚持“以礼为教”。对官民之间、长幼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同辈之间、友邻之间如何行礼，提出详尽备细的规定，在县衙旁建起了翠微亭，经常教会民众诸多礼仪知识，改变当地乡风民风，规范各种礼俗，端正了社会风气。［10］张载的行政才能和军事才华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充分显现，被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受到宋神宗皇帝召见和器重，张载希望恢复夏商周三代治国策略的观点与宋神宗不谋而合，当即被安排到中书省枢密院工作。正当张载进入北宋中枢中心的时候，胸怀大志的杰出政治家、大思想家王安石开始推进改革新政。王安石登门拜访张载，希望他能够支持改革变法。然而由于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主张有看法，张载婉言拒绝了王安石请求，选择对王安石改革既不配合，也不公开反对的态度，这为他后面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张载的弟弟张戬公开反对王安石新法，与其撕开脸皮，走到改革派对立面，继而被贬到湖北江陵后，为避免被弟弟掀起的漩涡卷走，张载选择了主动辞官，回到眉县横渠老家做学问。他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他一方面著书讲学，研究义理，探求天地及圣贤之道，关中书院、绿野书院、横渠书院和扶风贤山寺，都留下了张载讲学的足迹。一方面开始实施一系列在朝廷做官时无法实现的社会改革实验。特别是不仅悉心研究西周井田制，还把向皇帝上书但却没有推行的井田制付诸实施。他和自己学生出资购买数百亩土地，按照西周井田制方式，以“井”字划分为九块，以中间一块为公田，四周八块为私田，将私田分给少地和无地农民耕种，并出资修建灌溉渠，以保证井田制实验成功。张载试图恢复已经被历史摒弃的井田制，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张载为改变当时社会现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能更深切地理解一位对现实人生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的孜孜以求的躬身践行的理想情怀。眉县横渠镇崖下村、渭河北岸扶风县午井镇，至今还有张载进行井田制土地制度改革实验的遗迹。从张载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其潜心学问、躬身践行的勤学笃行之美，展现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

克己奉公的勤政廉洁之美。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虽然为官时间不长，而且都是不太大的小官，但即便如此，他为官理政、恪守职责、政令严明、勤政有为、清正廉洁、治理地方、亲民爱民，以“敦本善俗”为先，重视道德教化，经常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在大灾之年说服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用军资数万救济灾民，秉公执法，曾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审理忠正军节度副使苗振贪污案，在查实其并无贪污的事实后，将其由死刑改判为撤职。1077年时任秦凤路守帅的吕大防以张载学术承继古代圣贤思想向朝廷推举，张载随即接到朝廷召唤，满怀实现政治理想的期冀，以病老之身前往京城，担任礼部副职。但当张载希望实行复古婚冠丧祭之礼的愿望与礼部官员产生矛盾，礼官以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自己政治抱负再次受挫后张载选择了借病辞官回家。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六，从开封返回眉县途中，当他走到临潼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五十八岁。这位两度被皇帝征召进京、三次出任地方官，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在临潼旅舍辞别人世之际竟然身无分文，伴随他的外甥，甚至连给舅舅买棺材入殓的银两都没有。直到老师仙逝的消息传到长安，在长安的张载的学生赶过来，才为老师入殓，然后将棺椁送回眉县老家，安葬在太白山大振谷父亲张迪墓南。张载为官治学，一生清廉，直至身死，家无一点余财。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勤政有为，清正廉洁的高大伟岸的大美君子的崇高形象。“张载”的之名据说是来自《易经》，《易·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征大地，君子应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我们感到，大儒张载的一生孜孜以求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核心理念，他的为人，他的人格，他的学问和他的名字可谓名副其实。

张载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一千多年，但从他的为人处世、治学理政，他的宏阔思想中，我们分明感受到的是一种大美，一种让人肃然起敬，为之动容的美；一种让人心情澎湃，赏心悦目的美；一种给人力量，精神振奋的美。这种美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和人文力量，穿越千年时光后，在今天依然光彩照人，依旧能丰富完善人们的精神世界，润泽滋养人们的心田!

参考文献：

［1］陈来：《“关学”的精神》，《中华读书报》，2016年1月2日。

［2］刘梦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30日。

［3］赵馥洁：《关学的基本精神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8日。

［4］刘学智：《张载及关学的历史地位、精神境界和人格节操》，《孔学堂》2018年第2期。

［5］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宋史·张载传》，《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6页。

［7］《张子正蒙注·序论》。

［8］林乐昌：《“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期。

［9］林乐昌：《张载“学则须疑”精神及其对胡适父子的影响》，《华夏文化》，2018年第3期。

［10］《名臣事业大儒心愿被风流古至今——探访“关学”创始人张载作宰宜川云岩遗址》，《延安日报》，2020-11-17。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教授，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宝鸡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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