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毕生写在西北金融事业上 ——采访西迁金融人袁宝麟札记

题记：在一百多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而其中以“听党话跟党走”为精髓的西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西迁人”扎根西北奉献祖国，今年97岁高龄的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退休干部袁宝麟先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八月一日下午，由西安地方金融协会会长王西省带领，有西安培华学院金融文化研究院、《城市金融报》相关人员组成的七人采访团，走进了坐落于西安市东新街新民巷的袁宝麟先生住宅，专访这位略带传奇色彩的金融“西迁人”，聆听它讲述金融人西迁往事，讴歌金融西迁人精神，以此纪念上海金融人西迁70周年。

袁老先生的住宅是一座八十年代初期的老式建筑，客厅摆放着一对沙发和茶几，周围有几把为接待我们而临时放置的靠椅，房间狭窄且很简陋，室内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墙面上悬挂的夫妻照片，从中既可以看出袁先生夫妻的恩爱和简朴，也能领略其年轻时的英俊与儒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年近百岁的袁宝麟老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步履轻盈，思路敏捷，提起往事，如数家珍，这让我们随行者深为感动、备受鼓舞，瞬间对其肃然起敬。当我们拿出官方介绍信并说明来意后，袁宝麟先生百感交集，兴奋不已，刹那间，思绪如潮水般奔涌而出，七十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金融人西迁画面，穿越时空隧道，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上海金融人西迁是我国金融发展史上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整个西北全区经济金融十分落后，银行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直接制约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拖了全区经济建设的后腿。而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边的上海，银行专业人才几乎占当时全国的一半。于是，西北区人民银行通过华东区人行请求上海“输血”。这是迅速改变西北地区人民银行面貌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中共上海市委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决定在全市9300名银行职工中动员年富力强、有业务才能和工作经验的2000人驰援西北。

1952年秋天，刚刚解放才三年的大上海沉浸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氛围中，处处洋溢着听党召唤、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欢声笑语。8月27日这天，上海市委召开了有3000余人参加的银行职工代表大会，潘汉年副市长代表市委亲自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到大西北去建功立业。潘市长充满激情的讲话，深深打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也点燃了袁宝麟建设祖国的热情，短短三天时间，报名人数达6203人。此后不久，五列西行专列，满载着2059名风华正茂的银行人及他们的家眷，次第从上海北站缓缓驶出，他们举家西迁，支援陕甘青新四省金融事业，这一壮举，拉开了“西迁”序幕，开创了大上海支援大西北乃至全国的先河，在中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

在这批西迁金融人中，有十五六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他们获批西迁的通知后，都选择了牵手到大西北“安家立业”。行前，时任华东区银行行长陈穆为新人们主持了集体婚礼。当时有个名叫魏耕年的中年人，五十开外，由于超龄不符合支援西北的条件,但他的儿子报名后，他也赶去报名。“报国不分老幼，为啥没我的份儿！”就这样“软磨硬泡”，终于父子双双获批，后分到陕西兴平人行工作。

为了扎根西北，西迁金融人行前纷纷“破釜沉舟”，舍弃住房、家具等一切身外之物，只带些四季衣衫和锅碗瓢盆，轻装简从，乘车西行。到了西北驻地，睡土炕，点油灯，拉风箱做饭，用辘轳打井水饮用……。九个月后，工资按当地标准重新定级，只剰下原工资的零头。他们常年走基层、下农村，自个儿扛铺盖卷，穿草鞋徒步走土路；一天两顿饭，辣子咸盐就是菜……所有这些，都是对“阿拉”们的严峻考验。有人曾好奇地问；“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上海人连一江之隔的浦东都不愿去，为啥政府一声号召，你们都争先恐后跟着走了？”他们回答；“是共产党教育我们这样做的！”

在动员金融人西迁中，党组织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当时西迁金融人的最强音。大家心里清楚，不正是由于西北落后才让我们来建设的吗，随着西北建设的发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尤其是每当被人们当成“香饽饽”的时候，“阿拉”们更觉得青春燃烧在最需要的地方，吃点苦也值！就这样，他们愉快地闯过“生活关”、“工作关”，在内心深处植入了“爱我中华”的种子，支援大西北成为大家的自觉要求，“要我去”变成了“我要去”。

这拨西迁上海金融人落户西北后，不忘初心、牢记嘱托，凭着平时练就的业务功底，兢兢业业，大献身手，成了各地银行的“台柱子”和业务标杆，他们手把手的带出了许多“高徒＂，充实了西北人民银行的业务骨干力量，彻底改变了西北金融的落后局面。这拨上海金融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始于初心，成于坚守，舍小家为国家，在工作和生活比较艰苦的大西北奋斗了一生，受到当地同仁们的敬仰和爱戴，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西迁金融人为西北金融事业做出了无私奉献

解放前的大上海，可谓十里洋行，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属于“国统区”，遍地白色恐怖，大部分人对共产党很陌生，有一件事却彻底颠覆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知。上海解放那天清晨，大街小巷悄无声息的躺着露宿街头的解放军，上海人被这一奇观征服了、感动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纪律严明、济世爱民的军队，一下子拉近了与党的距离。实际上，刚一解放，上海党组织就通过工会等对广大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启蒙教育，用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启迪人们心灵。同时，党通过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争取了群众，赢得了人心，当时解放才三年，但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很快，大家都愿意听党话跟党走。

1956年，终年风沙迷漫、鸟也飞不过的处女地柴达木即将开发，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领导号召同志们去那儿筹建机构支援当地建设。共产党员徐心培离别恋人，主动报名，闯进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组建起银行办事处。后来，这位从上海来的“柴达木人”，一家三口不幸遭反革命歹徒毒害，把献血洒在青海高原上。

支援西北第二大队队长韦公健到青海后不久，迅速深入边远地区了解金融情况。他从海北雇了一辆木轱辘马拉车，白天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遇水就地煮茶，用一口炒面一口茶充饥。晚上寒气逼人，他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团缩在马褡子里当“团长”。正当他为投入这样的新生活而感到自豪时，反右斗争开始了。韦公健被误定为反党分子，清除出党。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但挫折和磨难没有影响他对党的忠诚，他逆风前行，为劳改局揭开贪汚大案，帮助海西中支行进行全辖会计账务整顿。在一次劳动中不幸骨折，从此再也蹲不下身子，但他伤未养好，又开始下乡工作，直至退休。

富家千金曾清华与丈夫陈贵修分别毕业于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同在上海一家大银行供职，在上海繁华地段拥有三层洋房，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家庭条件十分优越。当他们听到党号召支援西北，便毅然放弃一切，激情满怀的报名参加。到了西安，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处土坯房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替他们看孩子的保姆吃不了挑水这个苦，撂下水担回了上海，壮志未酬的曾清华夫妇坚守初心，带着一双咿呀学语的幼儿，开始了在西北创业的曲折人生。陈贵修不幸英年早逝，曾清华历尽艰辛和坎坷，始终笑对人生，把一生献给了西北央行事业。

甘肃定西地区榆中县人行分来的9位上海金融人，大多家庭生活富裕，有的出身名门。而定西是左宗棠称为“苦甲天下”的穷地方，在巨大落差面前，他们不畏艰苦，硬是把根牢牢扎进榆中的黄土地里。贝聿萼、夏璟琛夫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夏璟琛打得一手好算盘，眼睛只盯着账表，手指在算盘上飞快地拨动，令人眼花缭乱，竟成县城一绝。有人专门跑到银行营业室偷看她“表演”，感觉就像欣赏杂技一样。

曾在西北工作的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曾高度赞扬从上海来的这批志愿者：“西北地区金融业原来基础很差，有些银行营业所、信用社员工连账都不会记。上海这批有经验的同志来了以后，通过言传身教，使这里的面貌一下子大变了样，上海这批同志功不可没。”

作家李南山在《列车西去》一文中，讲述了战斗在青海高原的“一百二十四将”那一串串感人的故事，作者感慨的写道：“他们，在生活的大道上迅跑，远去，默默地远去，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只有沿看那些依稀可辨的脚印，迎头赶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大，比你想象的高大得多……”

以上正是对这批上海西迁金融人的精神写照。这拨人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艰苦环境、自然灾害、政治浩劫，都未能撼动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真诚初心、建设大西北的神圣使命和奉献金融事业的自觉担当。他们用青春和奋斗，向党交出了一份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使命、无愧于韶华的合格答卷。他们中也涌现出一批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杨希天第一个被评为西北金融系统的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不少人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最美基层央行人。分配在人行西安东大街办事处的冯象超和张莉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两人原是随同来西北的家属，参加工作后都当上出纳员，整天与钞票打交道，她们不怕脏，不怕累，凭着一双巧手，勤学苦练，脱颖而出，分别成为了陕、青两省的“点钞状元”，一个获得“五一”劳动奖章，一个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还有张熙被评选为人民银行系统先进集体代表，丁志进、舒家声、张彭年被评为人民银系统先进工作者，如今，当年这一批风华正茂的上海银行人，绝大多数已离开人世，极少数健在的也都走近百岁。在所有这些老人的身上，不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更透射出一束精神火花，这束精神火花以燎原之势汇成西迁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注入了新的元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宝麟先生是优秀西迁金融人中的杰出代表

袁宝麟，1925年出生，中共党员，1952年支援西北，退休前在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作。当年上海部分金融人西迁，分配给陕西共有800人，袁宝麟及其家属位列其中。

西迁前，袁宝麟在上海一家大银行工作，过着蛮舒适的小日子。自从他响应政府号召报名西迁后，除了爱人愿意跟他一起去大西北，长辈们一致激烈反对。袁宝麟一遍遍跟他们讲：党教育我们，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现在大西北开发，银行正需要人，我应该去支援。“当时的我，像吃了秤砣似的铁了心，不管他们怎么劝阻，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那时的西安，基础设施根本没法与上海相比，生活条件之差让袁宝麟始料不及。全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两间狭小破旧的土坯房里，每逢下雨天，外边大雨，里面小雨；没有厨房，在屋檐下搭块油毛毡凑合着做饭；全院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土茅坑，上厕所排队等候；用水就更艰难了，得自己挑着桶到街上去担。就连工资都要按当地标准重新定级，袁宝麟的月薪只剩下原来的零头，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工作条件同样艰苦。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去基层和农村，每次都要自己扛着铺盖卷，走很长的路。有时在缺水的农村一蹲几个月，别说理发洗澡，就连洗一回脚都成了奢望。最记忆犹新的一次下乡是1954年去秦岭深处的宁陕县支行。那时候没有公路，袁宝麟一行三人穿上草鞋，从石泉县出发，在莽莽林海中辗转了两天，等摸到宁陕县城时，全身像散了架，几乎要瘫痪。

然而，正是一次次走基层，让他的初心更加坚定。每当看到基层同志对业务指导的渴望，每当感受到他们把自己当成“香饽饽”的那份热情，袁宝麟就深深感到，大西北比上海更需要自己。为这里的建设事业，为这里的美好明天奋斗一辈子，值!

在西安工作期间，有一段时间里，袁宝麟先生的内心也矛盾过，政治上他憧憬做个“党的人”，但因身上背了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包袱”，心里充满自卑，入党申请书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撕，没有勇气去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门。他的两位上司鼓励他积极争取加入党的队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们说，“人的出身无法改变，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在他们的不断启发下，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不成想，正当他即将迈进党的大门时，“十年浩劫”开始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被造反派打成“黑五类”，入党自然就化为了“泡影”。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清者自清，更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一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因此他没有自暴自弃，始终坚信会有圆自己“入党”梦的一天，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

1982年3月，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机关党委批准袁宝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拳时，手是微微颤抖的；当他说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句誓词时，眼角湿润了，因为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他深知，入党不是为了面子好看、名声好听，不是为了寻求政治标签和向上爬的阶梯，入党是他人生的一次“大考”，他既以身许党，定当践行诺言，将责任、担当和奉献贯彻一生。

当时，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央行职能，省行领导分配他先后参与筹建金融研究所和外汇管理办公室，这都是陌生的工作。他把忠诚于党、报效国家的信仰，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干中学，学中干，使出浑身的劲，直面困难，终于使这两项工作顺利开局起步。

改革开放后，受外来文化影响和市场经济冲击，一些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偏离了原有的轨迹。“孔雀东南飞”那阵，袁宝麟曾有过回江南工作的机会，也曾经动了心，但他想起在黄土高原坚守一生的承诺，为了建设大西北的需要，最终还是毅然决然打消了叶落归根的念头。当时，一家开发公司高薪聘请他去当顾问，他却选择回原单位给青年干部业务传帮带。

袁宝麟同志65岁离开工作岗位，但作为党员，他是永不退休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愿自己这棵常青树上的老枝再发新芽，继续为党和人民尽点绵薄之力。74岁被老党员们推选为党支部书记，担子上肩，一挑13年，党支部连续7次被评为机关先进党支部。

从1952年到陕西，至1991年退休，将近40年，尽管岗位不断变换，但袁宝麟始终怀着一颗为央行事业奉献的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兢兢业业，力争把每一项工作做好。改革开放初期，袁宝麟对陕西引进外资、外汇流失等问题做的一些调查研究，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报告被批转给各有关主管部门参阅，有的上了新华社《内参》，有的被《金融研究》刊登。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见到陕西外汇流失情况的调查报告，把袁宝麟召去详细询问，并责成他们把有限的外汇管严管好。“我就拿着这柄‘尚方宝剑’，狠狠处罚了高价出卖外汇的单位，黑市买卖外汇从此收敛了许多。”袁宝麟回忆起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工作期间，袁宝麟先生参与编著了《中国金融通史》第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参与主编了《陕西省金融志》（陕西人民出版社）。步入耄耋之年，袁宝麟依然笔耕不辍，并学会用电脑写作，用微信交流，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网络上发表文章逾百篇，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袁宝麟先生8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被总行授予中国人民银行先进离退休干部荣誉称号，还被评选为西安分行最美基层央行人。

西迁七十年，弹指一挥间。有人问袁宝麟靠什么矢志不渝，一辈子坚守在西北大地。他回答：靠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初心，靠建设大西北的神圣使命，靠奉献金融事业的自觉担当。他掷地有声的回答及他的故事，虽然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荡气回肠，没有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插曲，但有的却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心中对信仰的那份坚守。

回望袁宝麟先生等老一辈金融人的西迁之路和成长之途，我们深切感受到，他们用忠诚、热血和担当，谱写了听党号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这一精神与总书记提出的“西迁精神”同脉共源，影响、感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成为当代银行人宝贵的精神传承。这一精神同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并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注入了新的元素。

如果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听党话跟党走为精髓的西迁精神，曾激励和鼓舞西迁金融人为大西北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今天，西迁精神仍将是是新时代金融人圆梦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深信，西迁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奉献精神，更是一种家国情怀；不仅仅是一段金融故事，更是一种金融富矿。在壮丽的金融事业中，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在国家的大局下思考，在民族的大局下行动，我们的未来才能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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