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道2001》:人的生活的教科全书

2025-03-22   大美陕西网 / 冯望岳   ico_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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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铁岭长篇小说《马道2001》札记之二

康铁岭是一位行万里灵山路、读万卷无字书的行吟诗人。他从抗战捐躯、毁家纾难[1](P01)的中原康氏大家族一路走来,从陕南商洛工厂大卡司机、文化局科长、外事办主任一路走来,从西安-北京-上海的商海风浪中一路走来;他从《周易》、《老子》、《论语》为代表的数千年中华文明中一路走来,从《诗经》、《楚辞》、《史记》之抒情释愤、“美刺现事”的千年文学传统中一路走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6](P19)。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康铁岭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城市、乡村、工商领域的亲历生活与经验,无疑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他在创设拥有30多万粉丝的“邙山”博客、出版小说散文集《城里城外》的基础上,以超凡脱俗的精力、毅力和自信力,厚积薄发,有意为之,将自我60多个春秋极其繁富的人生阅历,横溢的天赋才情,丰厚的生命体验,深挚的家国情怀,浇铸为300余万言史诗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鸿幅巨制《书院门1991》《马道2001》《民乐园2011》。勿庸置疑,康铁岭的“古城三部曲”具有警世、醒世、救世和“人的生活的教科书”[3](P01)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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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老子》《论语》等文化典籍所昭明的“天之道”,就是尽法自然,生生不息,利而不害,“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就是厚德载物、自强有为,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鲁迅心目中凡事算计、给人挖坑,妨害人性健全发展言行皆是“吃人”!康铁岭在《马道2001》中分明是以中华民族人文史上“天之道”与“圣人之道”作为价值标尺与规矩镜来进行审美判断、价值取舍的。《马道2001》极富有警世、醒世、救世和“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其所蕴涵着的繁富的睿智沉思和人生哲理,分明不是由作家居高临下抒怀明志,诵经布道,而是借助“莎士比亚化”的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细节描写和栩栩如生的个性化人物形象塑造,极自然地流露和诗性地表现出来的。

首先,《马道2001》中叙写对象主体就是改革开放大时代的人民群众,诸如马世仁、满仓、赵钢、黄世贵、张秃子、刘英、刘小凤等是从陕南或渭北进城打拼谋生的小人物。马世仁原是山川中学体育教师,为人仗义,认真、投入、执着、睿智,勤于思考,远见卓识的“业余思想家”[2](P1386)。他主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书画艺术报》为阵地,不仅借助策划宣传广泛地联系玄一大师的清一堂、孙鬼刀的雕刻匾牌店和汉服艺术表演中心、黄广智老板的宣纸批发店、古井村的招商引资开发工程等,而且团结和提携正派、勤劳、善良的刘英、满仓、赵钢、黄世贵、张秃子、刘小凤、贾春草等草根族团队,在城里城外全民弄钱的新时代[2](P1163),“集体出海搭伙挣钱”[2](P811)。从主编报纸、策划宣传,到古井村挖沙造鱼塘等工程。

刘英分明是《马道2001》中的女主人公。她与《书院门1991》中脱离演艺界本行而从事丑恶的色钱交易、色权交易,被晏子敬所愤然抛弃的李雯迥然不同。李雯不独因为六原县秦腔剧团衰落下岗失业,而且因为红杏出墙被丈夫厌弃失家,来到书院门谋生,此是她告别传统贤妻良母式爱情婚姻家庭的标帜。初来乍到寄居于清廷道台后裔孙府生门下,获取荫护而免得麻烦。与晏子敬同是天涯沦落人,租房同居,一个练摊卖字,一个组团演艺,织女牛郎幸福喜乐。潼关演出与金矿老板相识,不仅以钱色交易被占有,而且被作为打通省矿业厅关节、拓展矿区矿获取最大利益的色情工具,用以伏虎降龙!李雯的心为物役、欲壑难填,使她被一群钱权交易者兽性占有与利用,从而失去了正派正直正道的晏子敬。刘英更与曹禺《日出》中陈白露和巴金《寒夜》中汪文宣式的章小莹贪图奢靡享乐与金胖子色权交易、甘当情妇而倒逼丈夫携姜老师去北京迥然相异。刘英既善良美貌,又勤快实诚吃苦耐劳,还实诚胆正、正派仁义。她与马世仁结伴六七年来,在跑街发行书画艺术报中,勘探和适应社会,熟悉并走向市场,一方面主张“人生的方向要把握的准”[2](P640),胆放正自己去闯,路在脚下,“自己靠本事吃饭”[2](P733)。进入清一堂销售清一汤,有了些积蓄就为他们在市政大院住宅楼租套房,过上真正城里人生活;另一方面刘英清醒:“当下这人脑子叫改革开放弄活了,不是过去的人了。这社会上处处是坑,一迈脚不小心就掉下去了”[2](P1147);“你看再晚个个男人夹个包包都回家去了,谁陪二奶、情人过夜?这就是传统,这就是现实的中国社会”[2](P1123);“当下这市场虽说乱着哩,可人家公家对造假还是抓的紧”[2](P1559);“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人头上有神灵,你做坏事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的,只是时间问题”[2](P1132)。既充分表达出亿万百姓的生活和情绪,又由衷地推崇和诗性地表现亿万人民大众的正派厚道、纯朴诚信、勤劳健全的理想人格。

其次,宫宝塬、赵二东、丁光、老郑、大个子、杨良民、王掌柜等无不是仁义正派、纯朴实诚的城市劳动者,忠诚的共和国公民。赵二东仁慈宽厚,知人善任,先把古都黑虎拳协会会长交给宫宝塬,又主张将武术培训事交由丁光掌管。他以诚交友,敦情重义,不仅多方面关注和支持宫宝塬、丁光的工作,而且精心策划宫宝塬赴京上告和扳倒金胖子的事情。红肉煮馍馆王掌柜为人厚道,古道心肠,数十年苦心经营,对顾客热情招待,对赵二东、宫宝塬等朋友多次慷慨免单送餐,并入股支持宫宝塬启动武术培训事业。他恋恋不舍祖传老店、苦苦寻求传承人,皆令人感佩不已!

丁光把老郑与大个子叫到城墙上说:“你们看这法治越来越严了,咱们过去那弄法,我看走不远了,弄不好不是叫人收拾了,就是打残了叫政府把咱收拾了。上回赵会长来给我说,当下这社会变化快,叫我要拿捏好自己,别弄犯法的事”[2](P1068)。老郑看着大个子说:“兄弟这年月谁还讲义气?……义气多少钱一斤?这社会只有利益,只说银子,除了钱再没啥了,你当是前几年哩。你没看街上刷那标语,时间就是金钱。当下一切都向钱看了”[2](P1071)。为有效益他们转办文化课补习班,也要苦苦奋斗坚持下去。普通百姓有法制意识,懂得依法维权,就是改革开发时代社会文明与进步高扬的标帜。

乡土中国实行土地承包、分田到户的变革,涣散了基层党的组织,王寺镇古井村党政领导班子的家族化,显然是十分严重的:村长与支书是同堂叔侄关系,村长呼支书叫三叔;村会计刘玉娥是村长的侄女;村妇联主任是村长夫人;村长的外甥在街道办主管庄基审批。这种党政权利家族化易于导致权钱交易、经济腐败。但是,《马道2001》同时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和借文化养文化、引资开发提振乡村经济,创建集体经济发展合作社,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创造性[2](P1277),以及妇女们热情参加服装表演队的情景,都诗意葱笼地表现出来了。

再次,《马道2001》的描写领域,神妙地与鲁迅1929年12月《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对青年沙汀和艾芜写“熟悉”、“能写”的告诫相吻合。康公是伟大的天才艺术家,他把创作主体卓立独行的价值观、美刺观,化用到自我熟悉、体验并研究、分析过题材领域,从而使他伟大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主义之鸿幅巨制,不仅极富对正义与崇高由衷地颂扬,诸如赵二东告诫丁光“要拿捏好自己,别弄犯法的事”,他主张上京状告金胖子:“这事要上了北京就好弄了,政府可是为人民服务的”[2](P1549)“共产党的天下再歪的人最终都是叫收拾了”[2](P1551);马世仁:“社会上再乱,人家公家可不乱,该管的人家不会放松的。咱们今后弄事尽量别碰人家的红线,法可不是好犯的”[2](P1613);黄广智老板:“社会再乱我们思想可不敢乱”,“人家国家是有尺度的,擦边可以,但坚决不能越过底线”[2](P1566)。而且识美、惜美与悯美,“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极富有悲剧艺术的美学价值。诸如对刘英、刘小凤、王锦绣、杏儿、王掌柜、李铁民等不无赞美,对下岗妇女群体不无同情的情感倾向[2](P977)。犹有极富广泛而辛辣无情地讽刺种种不良现象,“将无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极富有喜剧艺术的美学价值。诸如省公安厅金胖子明知:“这社会风气瞎了,多少妇女出了轨,下了海,进了舞厅,去了洗浴中心。……好好的日子不过,去当了三陪,治安一抓,这家里的男人还得找人捞人出来,这叫啥世事嘛?”章小莹说:“这不就是说的开放搞活吗?社会上舞厅活了,浴场里能过夜了,可家里乱了,有的散了”[2](P1234)。其实,省公安厅社会治安处主任金胖子就是执法犯法,生活腐化奢靡,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高手。章小莹称金胖子为表哥,实则是情夫。正是她的红杏出墙倒逼其丈夫夜不归家,进而则与美女姜老师私奔到北京去了。诸如装道充佛的玄一大师在清一堂以传销方式售“三无”产品;木生门以墨子研究会名义招摇撞骗,招徒弟敛财;汉中乡下来的张天师装神施法,降魔驱邪;咸阳满城的神医神药;林医生与健养中心的冯老板合作搞“中华太岁汤”;美国汤林司异想天开“出售月球土地计划”,“让你拥有月球一块土地”[2](P633);“西安人爱接受新事物,爱赶潮流”,古城广场到处是摆地摊卖原始股票的,到处是开古董收藏公司的,书院门满街都是卖字画的,比北京市场还大[2](P712);大的艺术院团都垮球了,演艺市场都叫什么录相厅、洗浴场占领了,外国垃圾进来了[2](P977),宇宙气脉养生中心、城里老人闲为领5斤鸡蛋花1000元购一套清一汤,几个老太太从东郊赶到三桥超市领一斤鸡蛋,出租车费花了140元;办学热、创协会热、练摊热、野鸡公司热、传销公司热、夜总会、炒景点热、抢名人故地热等。这些借助作品中人物之口所议论的新世纪之交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就是当年社会文化思想转型的诗性表现与征象。

又次,叙写创作主体熟悉和亲近的来自乡土中国的“古城移民一族”的打拼奋斗史和艰苦创业史,诗性表现改革开放大时代古城市井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绪,是《马道2001》的核心与主体。虽然《马道2001》并不是柳青书写农村合作化《创业史》式、周而复书写城市工商业改造《上海的早晨》式的“配合之作”。但是,作家康铁岭以洗练而神妙的“龙睛”之笔,描写杨良民之舅爷及其萧秘书对金胖子案件的极其愤慨的态度:老头几次拐棍戳地,破口大骂,“狗日的没王法了,中央早开始从严治党了,这些败类早该清出公安队伍了”;“这些年我们队伍中有了坏人,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再不下茬抓,是要出大问题的”;“天下是共产党的,是人民的,几个妖兴不了什么风。不要怕,有共产党就有正义”[2](P1574)。萧秘书:“情况严重,此事具有代表性”,“我们绝不能姑息迁就公安队伍中的害群之马”[2](P1572)。中央即派员赴陕严查,金胖子被“双规”,判有期徒刑20年。这些细节叙写就充分地彰显出共产党和国家性质、意志、承诺,使亿万读者主体充分感受到无比温暖与自豪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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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西方没有硝烟的新殖民主义全面侵略之际,在公知一群鼓噪和兜售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观、灯红酒绿多重诱惑下,康铁铃以非凡的赤子之心、守正定力、家国情怀,不仅“铁心矢志,著古城三部曲;岭峻山崇,立仁德百万言”;而且师心遣论、循道命文、守正创新、以文明道,为亿万文学读者大众昭示出恒常之天道、人道与文道。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1934)明确指出:“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地分开”,“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郭沫若1936年7月曾经指出:“正确的世界观是唯一客观的真理,这是使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明灯”;“作家以积极的进步的世界观来处理一切的对象,所处理出的成果都有积极的社会价值,那便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现实主义”[3](P235)。“古城三部曲”《书院门1991》、《马道2001》、《民乐园2011》,作为一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雄浑壮美的“断代史诗”,分明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而是一部当代中国伟大的乡土化、民族化、现代化、大众化有机融合的现实主义“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6](P18)!是一部继柳青《创业史》、杜鹏程《保卫延安》为标帜的“第一浪潮”和贾平凹《浮躁》、《秦腔》、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为标帜的“第二浪潮”之后,代表文坛陕军“第三浪潮”的横刀立马、独树一帜的“新大众文艺”的高峰之作!

“世路难行钱做马,愁城难破酒为军”。一个时期全民竟然信了此说;至少金胖子一群是奉为金科玉律的。一切向钱看,政界、军界、高校也经商,于是有民谣“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没开张”。这部名之《马道2001》的“马道”,既是实写古城马道巷,又是以实写虚,讽喻那个“钱做马”之世道,讽喻万马奔腾上钱道的世风!“有权就有价值,就有不尽的饭局。一切办公室进行的事,多数都转移到饭局上了” [2](P1318)分明就是那密集的不厌其烦的“饭局”的极妙注脚。

康铁岭在《马道2001》中沉思、拷打、拷问、探究天道、人道、人性系列哲学、文学、美学问题,令人钦佩不已!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文史哲不分家”,《马道2001》不仅追求“合规律性之真”,做一部“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而且追求“合目的性之善”,做一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国族而立心、铸魂,利国利民;尤其要追求“合规律性之真”与“合目的性之善”有机结合的美,既有文学艺术之美,犹有刘英、刘小凤等女性丰姿容貌美和心灵美,赵二东、王掌柜等真挚淳厚友谊为核心的人情美。这恒久的天道、人道、真、善、美之“常”,才是使《马道2001》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高峰之作,成为文坛陕军“第三浪潮”标帜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的内核和缘由!

恩格斯1888年4月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明确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4](P461)。把恩格斯此语一字不易地移来评说康铁岭“古城三部曲”,分明是极为切当的。俄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提出“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重要命题。康铁铃的堪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相比美的“古城三部曲”,给读者所提供的“清明上河图”式“生活的教科书”,其人生哲理内蕴是极其繁富,对读者的正能量的启迪、警示、教育与影响必定是撄心式、辐射性、立体网络结构的呵!

参考文献

(1)中国央视《处世当怀留余心》2025年2月20日16时30分;

(2)康铁岭著《马道2001》  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24年版;

(3)[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当代中国作家李洱颇激赏“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的命题;

(4)郭沫若著《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5)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6)习近平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7)习近平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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